一、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展，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兴盛。当时中国海禁未开，西人传教仍被禁止，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传教士受不同宗教组织的派遣秘密地来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1807年9月4日，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受基督教新教伦敦会的派遣，搭乘美国商船，碾转来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他是伦敦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因不能公开传教，他只能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暗中随人学习粤语和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作各种传教的准备。1813年，伦敦会派遣另一名传教士米怜（1785-1822）前来协助马礼逊工作。鉴于清廷的传教禁令，他们决定将传教重点暂时放在南洋一带的华人身上，然后徐图向大陆发展。
兴办学校，传播西学，是传教士藉以扩大影响，进一步达到传教目的的重要手段。1815年马礼逊提出创办马六甲（今雅加达）书院的设想，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学校最终定名为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奠基，同年开学。米怜任院长，马礼逊任校监。（下图为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根据马礼逊、米怜等所拟《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介绍：书院涵盖中学、小学范围。以中、英文交互进行教学，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二则让素习中文的中国、印支及中国东部诸藩属如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的学生，皆能以英语从事西欧文学及科学的学习。在课程上，对于欧籍学生，除必修中国语文外，根据学生的志愿选修宗教、文字、经济等科目；对于本土学生，以英国语文教授地理、历史、数学及其它有关学术和科学的各种科目，如时间许可，还教授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和马来文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霸占香港。为更便于向华人传教和传学，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次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
英华书院尽管不是设在中国本土，办学目的也只在“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但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知情者。从传教士方面说，英华书院也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大量设立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径，准备了人才。
马礼逊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因纪念马礼逊而得名。1834年8月，马礼逊在澳门去世。1836年9月28日，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外国人的倡议和筹备下，在广州美国商馆正式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标榜学会的宗旨为“以学校或其他方法促进或改善在中国之教育”。协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事务就是筹备成立马礼逊学校，并先期招生男童二人，附读于伦敦会女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其丈夫郭士立为德国人）1834年在澳门创办的女塾，后来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容闳便是其中之一。以后的四、五年内，协会招收的学生虽有所增加，但没有独立设校，一直附读于郭士立夫人女塾。1839年初，因清政府厉行禁烟政策，中英关系紧张，英国蓄意发动战争，女塾因此停办。8月，英人撤出澳门。1839年11月，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始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1810-1880）主持并任教师，除增添新生外，原附读于郭士立夫人女塾的学生也陆续来校复课。
1842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随校迁港的学生有11名，至1844年学生发展至32名。学生按程度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班，课程包括中文科和英文科，英文科计有天文学、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目，中文科计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课目。中文科由华人任教，英文科由英美人任教。1847年1月，布朗离港回美，1850年马礼逊学校因故停办。
在马礼逊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中，容闳、黄宽、黄胜三人于1847年在教会资助下随布朗至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在以后的“西学东渐”中发挥了作用。其中容闳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最大，1872年在容闳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成行。
马礼逊学校是一所专门针对华人办学的学校，它以丰富的西学课程，充实了在此求学的中国青年，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的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有些从此出发，更进一步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高层次西学人才。
二、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凭籍不平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万余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天主教小学90所；基督教传教士约100人，教徒约2000人，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学生1000余人。
早期的教会学校集中在五个开放通商的沿海城市和香港。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小，开始时一般不满10人，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程度低，绝大多数是相当小学程度的学塾。办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从而扩展传教的范围，加快宗教影响的速度。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有些学生父母已经信教成了教徒，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难童。为吸引学生，早期教会学校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甚至还提供衣服和路费等。
早期教会女学堪称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
。教会女学在招生时更加困难，这第一层原因固然是受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其次是中国的门户刚刚开放，国人对西人的文化教育生活还很陌生；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是以鸦片和大炮与中国人民相见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仇恨。尽管传教士是以慈善的面目出现，但要消除中国社会对教会学校的疑忌还必须费一番努力。184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创办宁波女塾时，便引起当地民众的种种猜疑，有人说她是魔鬼化身，已杀死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是借办学为名骗去孩子用作制鸦片、挖眼睛炼药水之用。有的教会女学还采取发给津贴，以弥补女儿不能在家助理家务的办法来拉拢家长。在传教士的种种努力下，全国教会女学生的人数呈增长趋势。爱尔德赛所办的宁波女塾，1845年只有学生15名，到1852年学生增至40名。
早期教会学校程度虽浅，但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别于传统蒙学，有的学校还开设外语课程。从中毕业的学生常在当时日益纷繁的中外交往活动中充当通事（译员）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