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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逢交大110周年校庆，算来我离开交大正好60年了。我作为一个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的学生，却走上了文学之路。有人说交大能培养出多种人才，对此我是认同的。
我于1942年考进交大。那时正值抗战，
交大在徐家汇的校园被日寇占领，迁到法租界爱麦虞限路办学，我就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多时光。1945年抗战胜利后，交大恢复到徐家汇原校址上课，我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大学生活。
交大是理工科学校，学风很严谨，气氛比较严肃，但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高，师生中爱好诗文的不乏其人。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从小对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进交大后，迅速找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董庆煊和毕华珠，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南洋诗文社”的学生团体。我们和一些热心文学的同学如陈祖楫、徐振乾等一起，每个星期都聚会活动一两次。
当年交大的绝大部分课程，基本上都是用英语讲授。尤其是唐庆诒先生的授课，我毕生难忘，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我从事英国文学的翻译播下了种子。
唐庆诒先生是交大奠基人之一、国学大师唐文治老校长之子，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他不幸罹患眼疾，30多岁就双目失明，每次乘黄包车到校，都由专人送到教室门口。当时他充任管理学院二年级的英文老师，并不简单地以传授一些语法知识为目的，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到异域的文化精髓，扩大眼界，有所借鉴，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所以，他上课时一般采用欧美著名作家的英文原著作为教材，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英国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诗，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等，进行课堂教学和朗诵。他非常注重用英语口语和学生交流，因为目盲，不能板书，唐庆诒先生讲到哪里就顺口将原文背诵出来。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讲授的是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他一口气把这首英文诗背了出来，令我们大为折服。这个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后来我也把这首诗背诵了下来，直到今天还能倒背如流,这也算是对恩师当年教诲的一种怀念吧。
唐庆诒先生不但精通英文，于国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因为我英文较好，他叫我每星期到他家中一次或两次，为他诵读报纸书籍、整理文稿、打字等，协助他工作。而他给我的回报是教授我古文和古诗，把他的藏书线装本《瀛奎律髓》和《杜诗镜铨》借给我带回家去研读，有不懂的地方再向他请教。庆诒先生出身国学世家，是曾在无锡国学专修馆任过教的学者教授，我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感到十分幸运。通过唐先生的精辟讲解，我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有了进一步的领悟。
可惜我没能从交大毕业。1946年5月，我被确诊为患上了肺结核病，不断咯血，这在当时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往往意味着死亡。那年我22岁，我知道英国诗人济慈也是22岁时染上肺结核病，三年后就离开了人间，我以为自己会像他一样。幸而我后来好了，所以我总说自己是比济慈幸运的人。遗憾的是，因为这场大病，我从此离开了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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