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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载已逝，斗转星移，“五四”已经确定的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丰碑，成为我们当代需要不断返回的思想起点。五四在思想上的集中性准备始于《新青年》，五四的启蒙家是一群青年精英，五四被确定为中国的青年节，五四被确定为北大的校庆日……似乎一切的荣誉都归于青年，五四在根底上是一种“青年型文化”。青年是一国之朝阳群体，最具革新精神，而且所援引之基本思想资源（如民主和科学）大抵来自西方定型化的理论与实践，更准确的说是来自于西方文化历史。因此，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就是一种必然，对于本土资源之态度就是一种彻底的否定主义。这注定是一种新文化，一种在原有传统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中的革命性文化力量，它同时参与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对新文化的建设。因此，五四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启蒙，一种对于国人现代性探索中的“器物启蒙”（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和“制度启蒙”（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扬弃和超越。五四所要塑造的是一种全新的人，所要提供的是一种系统化的道统与政统，但却由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客观历史条件而迭遭挫折，启蒙之任务远未实现。因此，理解五四，返回五四，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
那么，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如何呢？何以这种特殊性竟能够根本的限制五四新文化的系统实践？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与文明历史的国家，从道统到政统，从皇室到黎民，从京畿到边远，都有一整套的系统理论和制度实践。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群体，这是一个一度强盛并进行文化与制度输出的国家，其文化的系统性与文明的连续性在世所罕见。但是，这一切的文化自信在1840年英人叩关以后日渐衰落，中国整体性的传统文明被强制纳入一种现代性的进程之中，一种全新的世界竞争格局之中。在连续的失败面前，中国文化从一种恢宏大气的“天下格局”被历史性的限缩到一种远东弱势文化的地位。这种千年未遇之变局根本性的冲击和动摇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根基，这种冲击和动摇在精英层的影响尤其剧烈。由于必须面对一种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由于迭经战争失败而导致民族危机日深，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不得不转而学习西方。这种学习是带着一定的“心理障碍”、以救亡图存为最高目标的学习，从“器物”而“制度”，从“制度”而“文化”——这是一种文化重构的阵痛，这是一种强制开启的现代性之路。因此，所谓的“制度”与“文化”，其实都是“器物”，都是首先在工具意义上得到理解和接受的“救国之用”。救亡图存也因此成为贯穿中国近代以来一切现代性努力的根本指向。这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历史特殊性就决定了五四的启蒙是一种精英层的文化激进主义，决定了五四精神资源的“启蒙为表，救国为里”的根性。这种历史特殊性对于理解五四以后的中国革命与建设至关重要。在五四的启蒙体系中，被高度标榜的“民主”与“科学”无不与富强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与国家富强的整体性目标出现偏离，将会受到很大的挤压。因此，五四时代的启蒙笼罩在1840年开启的救亡图存的最高主题之下，其价值体系的中心在国家与民族，而非个人。这与西方立基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上的启蒙具有根本不同的旨趣。这是不必苛责的，因为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源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五四时代的启蒙更现实的价值是为后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扫清了传统文化的障碍，以一种极其激烈的方式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打下了一个异常醒目的历史界碑。
这是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它受到中国现代性进程历史特殊性的规定和改造，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并服务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之内，价值被普遍的工具化，并集中于国家和民族，个体的自由与尊严虽被提出但实际上受到了中国特定历史时空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经由革命对五四精神资源的吸收与改造而进一步得到放大。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一个民族的对外宣言，是1840年以来救亡图存主题的“竣工号角”，但同时也是五四精神历史负担的一次最重要释放。毛时代的努力实际上还在继续1840年以来的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的主题，国家的现代化成为毛时代的核心目标，尽管毛本人还不满于此而掀起更加激烈的“灵魂革命”。当整体而言，自1949年始，五四启蒙价值体系内部的富强诉求在逐步消退，面向国内秩序和个人自由尊严的维度逐渐得到凸显。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对于五四时代启蒙的一次全新演绎，它开始赋予个人以较大的经济活动自由，开始面向个人设计保护权利的法权体系，开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国家。1989年的事件只是中国民主化的“渐进”与“激进’之争，是节奏问题，而非方向问题。启蒙主题中的“民主”开始得到中国知识精英的系统性理论论证和实践操作，开始获得实体上和价值上的正当性，开始成为一种针对国家的权利话语，开始了我中国走向宪政进行的历史性准备。
这是一种“新启蒙”，一种对五四精神资源中一度被历史挤压的个体自由价值的重新阐释与实践。这种“新启蒙”之所以发生在当代，根本原因在于五四时代启蒙运动所遭遇之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经过革命时代和毛时代的国家建设基本上得到了克服，救亡图存的历史压力已经减退，现代性进程的国家秩序与国家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这样，启蒙在中国就逐渐恢复它本来的价值比例和根本追求。因此，新启蒙的主题被历史地切换为国家秩序下个人自由的论证和建构，启蒙的国际竞争负担被转换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建设。这样的新启蒙精神得到当代中国知识精英的理解和实践，如民间学者熊伟推动“新启蒙运动”，以公民参与、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为基本布局，将民主由救亡图存的工具转化为实体性的价值和当代之间的依据。民主的实践，个体自由的凸显，个体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尊严，这是传统五四精神中备受压抑的价值群，现在正得到我们时代的重新理解和实践。
五四新文化的历史遭遇实际上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遭遇具有极大的类似性，尽管五四价值体系中并未明确提出“宪政”。西方宪政的历史可以远溯至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它在武装和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民主，后来随着近代民主化的潮流，民主被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平民，他们以议会为政治代表展开了与王权的斗争。由于民主得到系统的理论论证和实践，西方绝对主义的王权和后来替代王权的国家权力始终存在一个作为对立面的个体自由。当卢梭将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的主体由“君主”置换为“人民”时，当洛克将政府权力界定为“有限”时，西方的宪政主义才逐步成形。成熟的宪政逻辑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通过民主实现宪政，是我们时代需要理解的历史逻辑。五四贡献出了“民主”的理论形态，当代法治国家和民间努力再赋予“民主”以一种实践形态，最终将进入一个“宪政时代”。
这就是五四精神发展谱系上的“启蒙—新启蒙—宪政”的历史线索。因此，我认为五四精神资源的价值在于我们时代对它的理解与运用。五四已经注定的成为一种历史，一种可资不断返回和阐释的系统精神资源，它的根本价值不在于它的粗糙的理论论证和激进的实践方式，而在于它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框架。我们需要历史地理解五四，需要把它放在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性遭遇和1919以后对五四精神的吸收与改造的整体历史画面中进行解读。五四首先是近代中国的五四，其次是现代性的五四，再次是青年人的五四。我们理解五四，同时也是在理解启蒙，而启蒙本身是有历史和有语境的，读不懂历史和语境就不可能读懂中国的启蒙。
续着五四精神的光谱，我们将走向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一个凸显个体和指向宪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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