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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时期——垫江中学的前身
（1906——1911）
垫江中学的前身是忠州联合中学堂。
19世纪末，面对世界的激变，一批学者借鉴西方教育学理论，深刻反思中国旧教育，痛感科举式的教育陈腐落后。在反对科举制，批判旧教育中，人们认真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逐渐确立新的教育理念，提出了新教育的思想和体系。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推动了西方近代科技的引进和传播，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迫于形势，190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教育”，五年后，1905年9月2日，清廷一纸上渝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开启了现代教育。一时，兴办现代学校，派遣留学人员蔚然成风。
清末，垫江属忠州（今忠县）管辖，忠州是川东道直隶州，辖丰都、垫江、梁山（今梁平）三县。在兴办新式学堂的浪潮中，1904年（光绪三十年），忠州和丰都、垫江、梁山三县集资合办忠州中学堂。校址在忠州北城三牌坊，即上世纪80年代的忠县农训班地址。忠州人沈树楠（字韶九，郡学廪膳生）负责筹办，校舍一部分沿用杨氏旧宅，另新主建砖瓦木石结构四合楼房四进，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落成。
1906年春，忠州进士何荣楠担任忠州中学堂第一任堂长（又称监督），因其东渡日本留学未归，暂由忠州举人陈光绩（曾留学日本）代理一学期。本学期招收忠州中学堂第一届新生200名。是为甲班。各县学生名额按其出资多寡分配，（垫江每年帮银一千二百两）忠州籍80名，丰都、垫江、梁山三县各40名。遵照清政府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阴历癸卯年）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的规定，中学堂修业5年（15岁～19岁），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毕业考试仿照科举形式，并按等级给予科举出身资格。学制为五年。
同年，垫江县前清廪生卢彬，自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归来于本县峡口创办桂溪高等小学堂，并担任堂长。
翌年（1907年）春，垫江人李炳灵（字可渔，举人。曾任德阳府温江县教谕、成都府教授）出任忠州中学堂堂长，招乙班新生100名；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春，招丙班新生200名；1909年（宣统元年）春，招丁班新生200名，始分文、实两科；1910年（宣统二年）春未招新生。这年冬天，甲班毕业，考试及格的学生，仍仿前科旧例，分五个等级给予思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等科名，可做教授、教谕，甚至州判、主薄之类的官职。
学堂创办之初，根据新教育的思想，课程设置较多，以模仿日本为主，初具新学规模，既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又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课程有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英文、体操、音乐等。其中经学读春秋左传，动物、植物、矿物散入物理、化学中，不另设科。教师（当时沿旧例称为教习）大都是科举出身的官绅，例如忠州人余炽六（字上卿，举人）、沈树楠（郡学廪生）、冯承泽（字筠轩，举人）、肖树荣（字荫轩、拔贡）、毛蔚文（字芗陔，岁贡）、田百禄（廪生）、邓佐武（字少甫，副榜举人）等。福建人杨景祁兄弟叔侄三人，分别担任英文、算术、理化教师，号为三杨，最有名。
这时的教育，名为新学，实际上“讲经读经”是学校课业的重点，忠君、尊孔的思想教育占首要地位。清政府明确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材，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所以虽然明令废除了八股文，改用策论文，但其内容仍离不开“三纲五常”。对学生的言训，要求以“巍巍大德”的孔孟为师表，向学生灌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君要臣死，臣若不死，则为不忠；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等封建伦常道德。在学校生活、节日活动、学生服饰等方面，都注重以封建的礼仪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学校礼堂的正中供奉“大成至圣孔子先师之神位”。每年春秋两祭、每月朔望和圣诞日（八月二十三——孔子生日）必在礼堂孔子牌位前举行祭祀活动。同时大唱赞歌、大摆筵席，以示尊孔。桂溪高等小学学生董时进在《两户人家》一书中，对1911年秋的祭祀活动有这样的描写：“回到学堂之时，同学们谈论最热烈的，乃是如何庆祝孔子圣诞。学堂里要做一次大清洁，糊窗子，贴对联，扎彩灯，杀猪办席。好似大家庭过年，也像为老家长祝寿，满堂儿孙，更换新衣，笑蜜蜜地穿梭来往，做游戏。堂长和教习们都穿上袍褂，戴起顶子，齐集礼堂，领导全体学生，在孔圣牌位前三跪九叩。行礼毕，放鞭炮，开酒席，大家欢乐到深夜。”（董时进《两户人家》三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2月初版175页）尽管如此，忠州中学堂仍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为垫江县立中学培育了一批办学骨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梁山籍学生闹学潮，除有两人事先请假离校外，其余38人被开除学籍，梁山遂率先退出忠州中学堂。垫江籍学生也因路途遥远，往来不便，多有龃龉。1912年春忠州联合中学解组，垫江县将未毕业的丁、戊两班学生撤回，自办垫江县立中学校，丁班为第一班，戊班为第二班。
附：垫江中学前身之由来。
新制二十班 陈剑林
1983年12月2日，我回到分别了四十四年来的母校，接受修志任务。初阅《县志》中的垫中简史，将垫中“二年迁入峡口与高小合住”，误为桂溪高等小学堂是垫中的前身，写入《关于征集校史资料的通知》中。两校“合住”，各为一校，或一校两部（中学和高小）都叫“合住”，我的结论下得太早，太轻率了。
经过走访八旬老校友，查档案，始知垫江中学的前身是忠州中学堂。垫中与桂溪高小“合住”，是一校两部。这有档案可考，垫中自立初期的教员一览表中，就有曾任本校及高小部教习的履历。
现将忠州中学堂是垫江中学前身的史实，分列如下：
忠县秦属巴郡，汉置临江县，唐为临州治所，宋升为咸淳府，元复降为忠州，清升为直隶州，辖丰都、垫江、梁山三县。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忠州为忠县。据《忠州志》记载，公元1904年始与丰、垫、梁三县谋，合资筹办中学。
四川省档案馆史料记载，垫江县立中学校长肖杰三于民国十一年三月呈请川东道尹叶拨学款，文内有如下语句：“预计全年收银贰千零捌拾元叁角陆分、屠宰税约年收银捌百余元……（略抄）前本校未自立时与忠、丰、梁联合在忠州所立联合中学，每年所帮银壹千贰百两呈准有案”。肖杰三必须在公元1910年冬毕业于忠州中学堂甲班，才能继续升学，才能在公元1915年夏，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正科。
周鸿藻于公元1937年给垫江县县长的信中，写有“予忠县联合中学五年制毕业，民元至民三任垫中校数科教员”。据此，他应当于公元1910年冬毕业于甲班，或于1911年冬毕业于乙班。
手抄本的《垫江县志》记载，“垫江县立初级中学校在城北十二里之峡口，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知县叶维藩购峡口李宅开办桂溪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忠州联合中学解组，我邑设县立中学于劝学所。二年（公元1913年）迁入峡口与高小合住。四年（公元1915年）班次推广，移高小于城西副学署（即训导署），而峡口中学所独有焉。”同一县志知名人士中，记有李炳灵是忠州联合中学校长。
1984年3月29日，孔繁祺先生从美国来信，写有“母校是由满清时代之忠州中学堂于公元1912年移未毕业之学生撤回成立第一、二期。”孔先生是公元1914年春入垫江中学四班肄业的老校友。
垫江县档案馆史料记载，民国五年十二月制的《垫江县立中学校第三班毕业生一览表》，是国民元年三月入校，民国五年二月毕业。垫江中学自立于民国元年三月，此时所招新生应为第一班，而名第三班，乃因由忠州中学堂撤回之未毕业的垫江籍两班学生，即丁班和戊班，编为第一班和第二班。
垫江县档案馆有两份史料，记载如下：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制的垫江中学调查表，垫中沿革为：“本校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以清政府令与忠、丰、垫、梁在忠县合办联中学生人数按负担之多寡为比例，此垫中之所由萌芽也。民国元年三月，以学生在忠多龃龉且苦跋涉，乃回县自立。”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制表，垫中沿革为：“本校自民国元年由忠县联立中学分回后，即就城内凌云书院旧址成立。二年以学生人数增多，校舍不敷应用，乃迁至距城十二里之峡口。是时与县立第一高小合办，四年乃与第一高小分开另觅校址，专办本校”。
四川省档案馆史料，经四川巡按使公署批准的《垫江规划高小初小校名实》记载：“应将成立最早成效显著之峡口一校，移设城区首善之地，将城区一校现有学生移设南区，拟定民国四年春假后复实行。峡口一校成立最早，移设首善之区，应名为垫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城区一校次移南区，应名为垫江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周家镇一校应名为垫江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赵家乡一校应名为垫江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此系垫江县知事郭湛于中华民国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呈川东道道尹文）
《前忠县县立中学校校史》第一段即为：
“忠县之有中学，盖创始于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时忠县为直隶州，辖三县：丰都、垫江、梁山。科举时代，丰、垫、梁三县及石柱厅士子俱来忠县（应为忠州）应试，共为一考区，科举既废，州人最初创办小学于州城东白鹿书院。公元1904年始与丰、垫、梁三县谋，合资筹办中学”。
此史撰者毛国垣先生，公元1914年入忠州中学堂第七班肄业，幼时随父过从其中，先后执教忠县中学24年（任校长5年）。为写校史，向丙班同学阎炳甫、戊班肄业两年之张绍膺访询校史，复得陈孟仁校长之校正，陈校长之父是甲班毕业，彼得之庭训，当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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