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60年，广泛涉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因明（逻辑）学、新闻学、美学、文艺学等方面多有著译，他学术事业的基点和重心则在于对中国语文的研究。
望道先生把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语文问题当做自己的历史责任，对民族语言的共同化、言文一致、文体改革、汉语拼音、汉字简化和语文教育革新等现代中国应用语言学的重大课题，都进行了认真探讨和实践，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望道先生从事语文改革由革新学校的语文教育着手，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也都以学校为“基地”。1919年任浙江一师国文教员时，他用新教材、新方法讲授白话文；1940年代，他对大学中文系改革提出“现代化”和“科学化”原则；1960年代初，在关于语文教学“文”与“道”的关系讨论中，他鲜明地提出：“语文课总是语文课，不能教成政治课”，认为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的关键在于认真探讨和遵循语文及语文教学本身的规律。
为了民族语文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使书面语改革达到“言文一致”的目标，他从具体问题着手，进行了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和开拓性的建设工作。譬如，他很早就注意到中文的标点问题，是最早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的学者之一，对新式标点确立和推行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五四”时期，望道先生积极倡导和推行白话文。1923年，他就明确提出“把白话文完美化”的主张。1934年6月，他邀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曹聚仁、乐嗣炳等人发动“大众语讨论”，又主编《太白》半月刊作为实践大众语的园地，提出要建设“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即“大众语”，并指明建设大众语的目标是“有三种统一必须做到”，即“语言和文字的统一”、“统一各地的土话”、“统一的形式和内容”。同时，他还指出普通话和方言的辩证关系，提出汉民族共同语存在着基础方言的理论见解，并论述了北平话与普通话的关系。这些理论识见对于当时大众语建设和普通话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导向作用。
望道先生还是中文拼音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抗战时期，他在上海和陈鹤琴一同支持和指导当时难民收容所拉丁化新文字扫盲实验。他研制的《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帮助完善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所撰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明末以来中国语文的新潮）》（1939），对三百多年来中国拼音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作了极为精当的历史考察和明晰的阐述，是研究文字改革的重要文献；所作的《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讲演，阐明了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是汉文汉字进步的结果”，有力地纠正了当时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废除汉字一类脱离实际的提法。新中国成立后，望道先生为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为汉民族共同语科学涵义和规范化标准的最终确定做出了贡献。
望道先生也是简化汉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主张进行文字改革，对汉字的使用则要求“简写简印”。他认为文字简化应当依据“简、便、明”三原则，这正是大众“手头字”的主要特点。他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就采用这种“手头字”作为印刷体加以推行，在当时影响很大。（文/陈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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